医疗事故处理方式范文篇1
一、医疗过错的范围涵盖了医疗事故
首先应当明确的一点是医务事故与医疗过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承担法定责任的前提，后者则从民法侵权理论中的过错原则引申而来。从逻辑层次上看，医疗过错的外延大大超过了医疗事故的范围。所谓医疗过错，是指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由于主观原因，违反法定义务或诊疗护理操作规范的规定，造成患者人身损害后果的行为。构成医疗过错的行为，行为人的主观心态既可能是故意，也可能是过失，而在实践中，大多数情况下都表现为过失，要么是疏忽大意，要么是过于自信从而导致了危害后果的发生，所以《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对医疗事故的界定，仅为过失而否认故意，因此有学者认为，由于医疗损害民事诉讼并不涉及医务人员的主观故意，因而建议使用“医疗过失”而避免使“医疗过错”[6].其次，医疗过错鉴定与司法鉴定的含义也不尽相同。医疗过错行为造成了患者人身损害后果，这种人身损害不但包括身体的损害而且还包括精神的损害，损害后果可以是明显的损害，也可以是轻微的损害，相对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损害程度，医疗过错的损害程度可以较轻。根据规定医疗事故的鉴定可一鉴多用，受司法机关委托即为司法鉴定，受医患双方委托即为自行鉴定，受行政机关委托即为行政鉴定[7]，而医疗过错的鉴定只能由司法机关提起委托，鉴定组织是根据《民事诉讼法》第72条规定而组建的法定的鉴定机构，鉴定文书格式符合诉讼法及证据规定关于“鉴定结论”形式要件标准，鉴定人出庭接受对鉴定过程和鉴定结论的质证，鉴定公开、权力监督、错案追究，所有这些鉴定程序和实施措施，都保证了医疗过错司法鉴定的中立性和公正性。2002年9月1日至2003年4月30日，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共委托当地医学会鉴定41件医疗纠纷案，其中有40件不属于医疗事故，只有1件属于医疗事故，对此，办案法官感慨：我国的医疗水平比发达国家低，但医疗事故的认定却如此少，真令人怀疑医疗事故鉴定的合理性。据悉，海南省医学会鉴定的医疗事故率为17.5％。部分对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不服的患方当事人，经法院许可委托司法部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医疗过错鉴定，在300多例案件中有80％的医疗事故鉴定结论被推翻[4].对医学会作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组织者，有许多学者表示质疑[4、7、8]，认为这种鉴定模式类似医生之间“邻居鉴定邻居”，其中复杂的行业内部关系外行人一般很难知晓；另外，《中华医学会章程》还规定：本会依法维护医学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合法权益，为医学科学技术工作者服务。该章程对医务人员保护和服务的内容，不仅与《民事诉讼法》关于鉴定人员回避的规定相矛盾，而且也违反了鉴定中立的最基本原则，使社会各界对医学会组织医疗事故鉴定的合法性和鉴定结论的公正性不断地产生怀疑。
二、法律冲突的价值判断
行政法规与民事法律之间产生原则性冲突，在各国的立法实践中并不多见。根据法学理论，《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关于“不属于医疗事故，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的立法寓意，并未完全体现出尊重人的生命价值和人格尊严的精神，也与《民法通则》第106条产生冲突。在医疗纠纷案件中，决定医患双方利益的核心是医疗事故鉴定问题，由于医疗事故鉴定机制的设计存在着的根本缺陷，鉴定结论能否客观公正地还原事实真相就值得怀疑，因为鉴定结论将直接决定双方的利益得失，同时也间接地影响着社会公平评价体系。要保障一项权利，首先要确定哪一项义务优先，或者说要确定哪一种价值优先[9]，这也是人类社会对自身固有权利保护的新趋势。医疗纠纷案件大多属于民事诉讼范畴，当事人之间法律地位平等，法律若要优先保护其中一方的权利，其优先的理由至少应包括以下两点，第一是社会根据：公民基本权利的意义在于要求国家职能部门的保障，当公民的这些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时，既使法律没有规定，相关职能部门也有义务提供救济[10].在医患纠纷的相互关系中，患方作为个体面对庞大的医疗机构，无论是在医疗信息、专业知识，还是在经济基础、法律支持等方面，都处于相对劣势，属于医患纠纷对弈中的弱势群体，而由自然人组成的社会评价体系，出于济弱的本性和助人的天性，往往会同情弱者，于是医患纠纷双方权利优先的天平往往会倾向患方。第二是法律根据：根据《立法法》第79条的规定，《民法通则》的法律效力高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两者之间属上位法和下位法的关系，当下位法中不属于医疗事故，医疗机构不予赔偿的规定，与上位法所确定的损害赔偿原则不相符合时，下位法不相符合部分的不应在具体司法实践中予以适用。根据侵权法学理论，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导致他人人身损害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而是否实际承担民事责任取决于其主观是否有过错、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等因素。事实上，医疗事故并未涵盖所有的医疗侵权损害，而医疗过错却涵盖了医疗事故[5、8].《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不是贯彻执行《民法通则》的特别法，而是行政处罚和行政监督体系中的行政规范，为了国家的法制统一，应当修改其中与民法原则相矛盾的内容，避免与《民法通则》产生法律冲突，使医疗纠纷与其他民事纠纷一样，由《民法通则》进行调整规范。基于上述社会根据和法律根据的分析论证，笔者认为：在医患双方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中，司法机关应以平等保护为原则、优先保护为例外，在基于同等的法律事实的前提下，应优先考虑患方的合法权利是否得到充分的保护。
医疗事故处理方式范文篇2
一、医疗过错的范围涵盖了医疗事故
首先应当明确的一点是医务事故与医疗过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承担法定责任的前提，后者则从民法侵权理论中的过错原则引申而来。从逻辑层次上看，医疗过错的外延大大超过了医疗事故的范围。所谓医疗过错，是指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由于主观原因，违反法定义务或诊疗护理操作规范的规定，造成患者人身损害后果的行为。构成医疗过错的行为，行为人的主观心态既可能是故意，也可能是过失，而在实践中，大多数情况下都表现为过失，要么是疏忽大意，要么是过于自信从而导致了危害后果的发生，所以《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对医疗事故的界定，仅为过失而否认故意，因此有学者认为，由于医疗损害民事诉讼并不涉及医务人员的主观故意，因而建议使用“医疗过失”而避免使“医疗过错”[6].其次，医疗过错鉴定与司法鉴定的含义也不尽相同。医疗过错行为造成了患者人身损害后果，这种人身损害不但包括身体的损害而且还包括精神的损害，损害后果可以是明显的损害，也可以是轻微的损害，相对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损害程度，医疗过错的损害程度可以较轻。根据规定医疗事故的鉴定可一鉴多用，受司法机关委托即为司法鉴定，受医患双方委托即为自行鉴定，受行政机关委托即为行政鉴定[7]，而医疗过错的鉴定只能由司法机关提起委托，鉴定组织是根据《民事诉讼法》第72条规定而组建的法定的鉴定机构，鉴定文书格式符合诉讼法及证据规定关于“鉴定结论”形式要件标准，鉴定人出庭接受对鉴定过程和鉴定结论的质证，鉴定公开、权力监督、错案追究，所有这些鉴定程序和实施措施，都保证了医疗过错司法鉴定的中立性和公正性。2002年9月1日至2003年4月30日，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共委托当地医学会鉴定41件医疗纠纷案，其中有40件不属于医疗事故，只有1件属于医疗事故，对此，办案法官感慨：我国的医疗水平比发达国家低，但医疗事故的认定却如此少，真令人怀疑医疗事故鉴定的合理性。据悉，海南省医学会鉴定的医疗事故率为17.5％。部分对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不服的患方当事人，经法院许可委托司法部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医疗过错鉴定，在300多例案件中有80％的医疗事故鉴定结论被推翻[4].对医学会作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组织者，有许多学者表示质疑[4、7、8]，认为这种鉴定模式类似医生之间“邻居鉴定邻居”，其中复杂的行业内部关系外行人一般很难知晓；另外，《中华医学会章程》还规定：本会依法维护医学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合法权益，为医学科学技术工作者服务。该章程对医务人员保护和服务的内容，不仅与《民事诉讼法》关于鉴定人员回避的规定相矛盾，而且也违反了鉴定中立的最基本原则，使社会各界对医学会组织医疗事故鉴定的合法性和鉴定结论的公正性不断地产生怀疑。
二、法律冲突的价值判断
行政法规与民事法律之间产生原则性冲突，在各国的立法实践中并不多见。根据法学理论，《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关于“不属于医疗事故，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的立法寓意，并未完全体现出尊重人的生命价值和人格尊严的精神，也与《民法通则》第106条产生冲突。在医疗纠纷案件中，决定医患双方利益的核心是医疗事故鉴定问题，由于医疗事故鉴定机制的设计存在着的根本缺陷，鉴定结论能否客观公正地还原事实真相就值得怀疑，因为鉴定结论将直接决定双方的利益得失，同时也间接地影响着社会公平评价体系。要保障一项权利，首先要确定哪一项义务优先，或者说要确定哪一种价值优先[9]，这也是人类社会对自身固有权利保护的新趋势。医疗纠纷案件大多属于民事诉讼范畴，当事人之间法律地位平等，法律若要优先保护其中一方的权利，其优先的理由至少应包括以下两点，第一是社会根据：公民基本权利的意义在于要求国家职能部门的保障，当公民的这些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时，既使法律没有规定，相关职能部门也有义务提供救济[10].在医患纠纷的相互关系中，患方作为个体面对庞大的医疗机构，无论是在医疗信息、专业知识，还是在经济基础、法律支持等方面，都处于相对劣势，属于医患纠纷对弈中的弱势群体，而由自然人组成的社会评价体系，出于济弱的本性和助人的天性，往往会同情弱者，于是医患纠纷双方权利优先的天平往往会倾向患方。第二是法律根据：根据《立法法》第79条的规定，《民法通则》的法律效力高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两者之间属上位法和下位法的关系，当下位法中不属于医疗事故，医疗机构不予赔偿的规定，与上位法所确定的损害赔偿原则不相符合时，下位法不相符合部分的不应在具体司法实践中予以适用。根据侵权法学理论，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导致他人人身损害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而是否实际承担民事责任取决于其主观是否有过错、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等因素。事实上，医疗事故并未涵盖所有的医疗侵权损害，而医疗过错却涵盖了医疗事故[5、8].《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不是贯彻执行《民法通则》的特别法，而是行政处罚和行政监督体系中的行政规范，为了国家的法制统一，应当修改其中与民法原则相矛盾的内容，避免与《民法通则》产生法律冲突，使医疗纠纷与其他民事纠纷一样，由《民法通则》进行调整规范。基于上述社会根据和法律根据的分析论证，笔者认为：在医患双方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中，司法机关应以平等保护为原则、优先保护为例外，在基于同等的法律事实的前提下，应优先考虑患方的合法权利是否得到充分的保护。
三、医疗过错的司法适用
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是两分法，即要么是要么不是。其实不论哪种结果出现，都会使医患双方的矛盾处于紧张对抗之中，这种气氛会对审判产生一定影响。医疗事故鉴定又因为是医学多专业知识相互交叉融合的结果，有时会使一些法官完全依赖鉴定结论而难以进行法律分析。笔者认为，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只是证据的一种，不可能也不应该是法院裁判的唯一依据，法院可以对此进行全面客观的证据审查。若法院将医疗事故中所有的问题，都交给医疗事故鉴定机构进行认定，那实质上是移交了裁判权[4]，而放弃或者忽视对鉴定结论进行法律分析的权力，同样也是自甘审判能力退化和司法裁判权异化的表现[8].
医疗过错鉴定不论是鉴定文书的形式要件，还是鉴定结论客观公正性的实质要件，甚至是对鉴定权力的监督约束机制，都较医疗事故鉴定规范和公道，再加上司法权对患方当事人合法权利可能的优先保护，因而，医疗过错鉴定将更加凸显现代文明的司法理念和公民基本权利不容侵犯的宪法精神。当前在审理医疗纠纷工作中，患者是否做过医疗事故鉴定不能作为医疗过错鉴定的前置程序，若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作出不属于医疗事故的鉴定结论，一方当事人对结论不服，但不申请重新鉴定而是申请医疗过错司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并按有关规定依法委托；若作出不属于医疗事故的鉴定结论，一方当事人虽然对结论不服，但因经济等客观原因而未提出医疗过错司法鉴定的，只要医疗行为符合民事侵权构成要件，人民法院仍应当根据《民法通则》第106条等法律规定，确定医疗机构应当承担的相应民事责任。
四、小结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关于不属于医疗事故医疗机构不赔偿的规定，与《民法通则》关于公民、法人过错单侵害他人人身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若从形式逻辑上分析并不矛盾，但因医疗过错涵盖了医疗事故，所以实际上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冲突。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应当认为《民法通则》的效力要高于行政法规，为了维护国家的法制统一，《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49条“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条款应予及时修改。
参考文献：
［1］《政法论坛》2004年第3期，138-144页，沈健：《试论建立我国医疗事故纠纷的仲裁机制》；
［2］《法学》2003年第2期，75-78页，洪莉萍：《医疗事故的界定及相关问题探析》；
［3］《法律适用》2004年第1期，6-8页，王治平：《〈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在民事审判中的运用》；
［4］《法律与医学》2004年第1期，1-5页，马军：《论医患纠纷损害赔偿新释解》；
［5］何颂跃主编：《医疗纠纷与损害赔偿新释解》，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257-266页；
［6］《中国司法鉴定》2004年第2期，42-44页，朱广友：《医疗纠纷鉴定：判定医疗过失的基本原则》；
［7］《法学评论》2004年第2期，132-137页，沈健、韩波：《论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在民事诉讼中的应用》；
［8］《法律适用》2004年第1期，9-12页，刘心稳：《医疗事故纠纷案中医疗机构过失的认定》；
［9］《现代法学》2003年第2期，188-192页，王夏吴：《司法是人权保障的最佳方式》；
医疗事故处理方式范文篇3
一、现阶段医患纠纷案件的特点
“医患纠纷，从广义上说，是指医方与患方在医疗服务活动过程中所产生的所有纠纷，包括单纯医疗合同引发的纠纷、因医方行为侵害患方权益引发的医疗侵权纠纷、因医疗行为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引发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强制性医疗合同纠纷。”狭义的医患纠纷则是指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包括医疗事故案件和虽未构成医疗事故但医方存在一定过错的医疗赔偿案件，这也是各级法院受理的医患纠纷案件的主体。从近年来各级人民法院受理的医患纠纷案件来看，除了案件数量日益增多以外，还呈现出以下特点：
1．以患者医疗机构为主
医患纠纷案件中，大多数是患者或其近亲属以医疗机构侵权为由医疗机构要求事故赔偿或过错赔偿，仅少部分是医疗机构患者要求交纳医疗费。
2．涉诉纠纷表现形式增多
各级法院受理的医患纠纷案件主要是医疗事故损害赔偿、医疗过错损害赔偿和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三种，近年来出现少数追索医疗费纠纷和因医用产品质量、非法行医引起的纠纷，实务操作中，一般将追索医疗费纠纷纳入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案由中，将因医用产品质量引起的纠纷纳入医疗过错损害赔偿案由中。对非法行医引起的纠纷不列入医患纠纷的范畴，而是作为生命权或健康权侵权纠纷案件来审理。
3．案件审理难度大
一是医疗活动是一项高度专业化的技术性活动，涉及手术、药剂、护理、输血、医院内感染、医疗管理等方面。而处理医患纠纷的法律判断往往需要医学判断为依据，即对涉及医学专业知识的纠纷案件必须依靠鉴定才能做出法律判断，现有的鉴定包括医疗事故鉴定和医疗过错鉴定两种。对同一案件，医学会所作的技术鉴定与鉴定机构所作的司法鉴定，以及不同的鉴定机构对同一案件所作的司法鉴定结论往往不同，甚至矛盾，法官无所适从。二是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与《侵权责任法》对医疗事故纠纷与医疗过错纠纷规定了不同的赔偿范围及标准，使得此类案件的审理在适用法律上争议很大，患方对赔偿数额期望值过高。
二、医患纠纷案件增多的原因
造成医患关系紧张、医疗纠纷增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综观法院审理的医患纠纷案件，原因包括医方、患方和立法三方面的因素。
从医方来说，主要是医疗质量问题。有的是医院规章制度执行不严，没有按规定定时给患者检查，或侵害了患者的知情权；有的是医务人员专业技术水平低下，造成误诊误治，或对特发病轻的治疗措施不当，造成差错事故发生；有的是医务人员责任心不强、粗心大意造成漏诊，或是对病历书写不规范，给患者的病历与医院持有的病历书写内容不一致，甚至随意涂改。其次是医德问题。有些医务人员对前来就医的急重危病患者漠不关心，不及时采取措施给予治疗，一旦出现患者死亡或病残的结果，患者及其家属即怀疑是因延误了治疗时机而致病情加重或无法挽救。
从患方来说，主要有两个方面因素：其一，因医患信息不对称，患者及其家属对医疗诊疗工作和医学知识不了解，对医疗诊疗的期望值过高，认为治不好就是医院的过错。其二，患方的道德素质问题，一些患者及其家属掌握了医方不愿将事态闹大以及政府一味求稳定的心理，无理取闹。
从立法方面来说，一是依据一般的民事纠纷举证原则，患者很难提供出医疗机构存在医疗过错的证据，也无法通过诉讼维护自身权益，而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因果关系和过错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即规定由医疗机构提供证据，患者对此则无需举证，此规定的颁布施行是医疗纠纷案件急剧上升的间接原因。二是按照《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及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人身损害赔偿获得的赔偿额高于按照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获得的赔偿额，以致患方对赔偿数额期望值过高，一些已经卫生主管部门或双方单位出面协调并已达成调解协议解决了的医疗事故，在患方拿到调解给付款后仍以医疗损害赔偿提讼。
三、医患纠纷案件审理中存在的问题
法院对医患纠纷案件的审理，本着调解为主的原则，着重钝化矛盾，协调解决；对双方矛盾激化确实无法调解的案件判决结案。目前此类案件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1．医疗损害赔偿案件范围问题
医疗损害作为一种民事侵权行为，只要符合侵权行为责任的一般构成要件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实施了医疗行为、具有人身损害事实、医疗行为有过错、该医疗行为与损害事实间有因果关系，受害人就应获得赔偿，而是否构成医疗事故并不是医疗损害赔偿的要件。《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49条第2款规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这一规定的直接影响是造成医方和法院在医疗损害赔偿范围上理解的不一致。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4条规定，医疗事故包括造成患者死亡、残疾、功能障碍及明显人身损害。而“明显”一词是个不确定的概念，实务中，一些经鉴定医方存在一定的过失但不构成医疗事故的纠纷，患者所受的人身损害也是很明显的。因此，何为“明显”，对此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有不同的衡量标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实际上将一部分事实上遭受人身损害的患者因鉴定为损害“不明显”而得不到任何赔偿。而《民法通则》第106条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该规定不区分“明显”与“非明显”的损害后果。因此，《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将“非明显”的人身损害后果排除在医疗事故之外拒绝给予受害人任何赔偿，有违背侵权行为法基本原则和我国民事基本法律之嫌。司法界对不属于医疗事故的—38—处理是，对经鉴定医疗机构诊疗行为有过错但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虽不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承担赔偿责任，但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当然，在2009年12月通过并于2010年7月开始施行的《侵权责任法》对此问题已有明文规定，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存在过错的，医疗机构均应承担赔偿责任。“《侵权责任法》为法院审理医疗机构虽未构成医疗事故但存在过错的医患纠纷案件提供了更加明确的法律依据。但是，也应该注意到，《侵权责任法》对医疗机构就其不存在过失但确实导致患者损害的情形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没有规定，而其他法律也没有否定医疗机构责任的发生，以致法院在处理此类纠纷时无所适从。”
2．医疗鉴定问题
目前，医患纠纷案件审理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鉴定，包括多头鉴定、重复鉴定以及鉴定机构因避免矛盾而拒绝鉴定等问题。一是由于医疗事故赔偿与非医疗事故即医疗过错赔偿因适用法律的不同导致最终获赔的数额不同，刺激了医患双方不同的诉讼追求：医方为追求最低限度的赔偿，无论其医疗过错是否构成医疗事故，均会极力主张医疗事故鉴定；而患方为追求最大限度的赔偿，即使医方的医疗过错行为可能构成医疗事故，也绕开医疗事故鉴定而要求医疗过错鉴定；更有甚者，在医方以构成医疗事故进行抗辩并申请医疗事故鉴定，法院经审查同意医疗事故鉴定后，患方竟不配合人体检查，以致鉴定无法进行。二是在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依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20条的规定，医疗纠纷的技术鉴定工作由医学会组织，因医学会与医院之间的特殊关系，患方对医学会能否公平公正地做出鉴定持有怀疑，在鉴定结论对其不利的情况下往往对医学会的鉴定权威性不予认可，以致一次又一次地申请重新鉴定。三是在以医疗过错损害赔偿为案由的医患纠纷案件中，因果关系和过错的鉴定机构面临着被有严重对立情绪的患方要挟的情况，鉴定机构往往会采取拒绝鉴定的做法回避鉴定，导致因果关系及过错鉴定面临无法正常进行的尴尬局面，同样导致案件审理无法正常进行。
3．病历真伪问题
病历资料是对患者的疾病发生、发展情况和医务人员对患者的疾病诊断、检查和治疗情况的客观记录，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书证，在医患间就诊断及治疗发生争议时，其对于认定医疗机构是否存在医疗过失行为起着其他证据难以替代的证明作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将患者的病历资料分为客观性病历和主观性病历资料两种，关于病历的封存，该《条例》的第10条规定，患者有权复印或复制其客观性病历资料，而无权要求复印或复制主观性病历资料。《条例》第16条同时规定，对于主观病历在发生医疗事故争议时，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封存。但《条例》没有对客观病历资料是否也应一并封存作规定，尤其是在患者没有行使复印或复制病历资料这一权利。《条例》第16条规定：病历“应当在患者双方在场情况下封存和启封”，从该规定中很难判定封存主观性病历资料是医疗机构履行的义务还是可选择的权利？如果是医疗机构的义务，而医疗机构未能封存，医疗机构应承担何种法律责任？如果患者或家属对封存病历程序不配合，如拒绝在场，医疗机构能否单方封存或在第三人在场见证的情况下封存，其法律效力如何？实务中，时常有患者因病历没有及时封存或医方对病历有涂改、篡改行为而对病历真实性提出异议，导致鉴定无法进行。
4．赔偿标准问题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对医疗事故的处理作了特别规定，此规定的赔偿范围和标准明显低于《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及最高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对人身侵权损害赔偿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审理此类案件适用的法律规定不同导致的赔偿数额也不同，而且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对医患赔偿纠纷案件是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还是适用《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不仅是医患双方关注的问题，也是法院面临的问题。另外，对医疗损害的精神赔偿额问题，我国法律尚无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也无司法解释，导致各地法院在审判时差距会很大。
四、防范和化解医患矛盾的对策
1．医方加强医务管理，规范医疗行为加强管理，严格遵守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医疗护理规范、常规，恪守医疗服务职业道德，是提高医疗质量、杜绝医疗事故、减少各种医疗差错和医疗纠纷的重要保证。医疗机构要尊重患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及时履行告知义务。医务人员要重视治疗病历和护理病历的书写，严格按照《病历书写基本规范（试行）》的要求规范对病历的书写和修改，医疗机构加强监督，患者有权查阅和复印自己病历资料。出现医疗纠纷时，医方应积极主动解决纠纷，防止事态的进一步扩大，不能回避矛盾，更要站在患方立场考虑，避免因病历书写质量问题让患方产生不必要的怀疑，进而引起争议。
2．患方提高法律意识，保持理性态度当出现医疗事故时，首先保存好病历等相关证据，如缴费单据、出入院证明等材料来证明自己与医院确实存在医疗关系，以及发生的医疗伤害，及时申请医疗事故鉴定。同时，患者对医疗事业保持客观理性态度和合理的认识。我国现医疗技术水平虽有很大提高，但仍有很多医学难题没有攻克。因此，对医生应抱有理解和宽容的态度，加强与医生之间的沟通。对出现的医疗事故及其他医疗损害事件，采取理性的方式处理，杜绝“医闹”甚至以武力方式与医院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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